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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我成长的摇篮

   为庆贺二野军大建校60周年,特发《军大,我成长的摇篮》,以飨君!

   

军大,我成长的摇篮

献给当代青少年朋友和二野军大的同学  

姚克明

题记:半个多世纪飘然而去。然而,半年多二野军政大学的生活,却牢牢地镌刻心头,久久不曾遗忘。今天,略作回顾,以资纪念。

 

                      军大情结

我参加二野军大,是有它的偶然性的。但要参加军大是必然的。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我心里有个大大的军大情结。

先让我将回忆的镜头,推向12月初的一天,我的家乡湖南省攸县皇图岭镇的汽车站长,拿着一张125日的《新湖南报》,对我父亲说:“姚泰林,你儿子参军去了。”我父亲说:“没有呀,他在醴陵上学。”站长说:“你看看这张报纸,有你儿子的消息。”

我父亲迫不及待地接过报纸就看了起来。《醴陵青年学生百余人热烈参军》迅即跃入眼帘。文章写道:

醴陵青年学生百余人,踊跃报考二野军大贵阳分校,参加解放大西南工作。”“这些男女青年都是去向坚决,谁也挽留不下的。湘东中学初中同学姚克明说:‘我到湘潭才写信回家,免得他们一时想不通跑来追赶。’遵道中学一女同学父母拖着行李不放,她就宁可不要行李坚决走了,以后她的父母知道阻拦不住,终将行李送往车站去。”

 读完这则报道,我父亲傻眼了,跟我母亲李菊英说:“怎么办?孩子才十四五岁,还要到贵阳去,这怎么得了,能吃得消吗?得赶紧想个法子呀!”

后来,他们一合计,真想了个办法,就是请我一高中要好同学易仲华去找我。如果找到了,就劝我回来;如果劝不成,就同我一块参军,好保护我。易仲华二话没说,连夜出发去找我。可当时解放大军南来北往东进西奔,到处都是部队。我究竟在哪支部队哪个军大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从哪里找去?奔到醴陵打听了一番,自然是无功而返了。

   这个故事是我参军后,19585月第一次回家时,听父母讲的。

 我既庆幸易仲华没有找到我,把我叫回家;也遗憾他没找着我,要不他就可以一路护卫着我进军大西南。

这些都是后话了。但在当时参加军大是历史的必然。

   这得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我的家庭情况说起。我家靠父亲做卖布的小本生意为生,日本入侵前,衣食无忧还算可以。日本鬼子占领皇图岭后,将铺面洗劫一空。后来,只靠父亲挑着一担棉布赶场度日,再供一个中学生,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生活十分窘迫。这种境况,深深刺激着我幼小的心灵,想找个出路,摆脱家庭的困难,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全国政治气候空前高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股强大的思潮在全国涌动,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中国青少年的心。而我所在的湘东中学,由于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政治热情更是高涨。在解放前夕,就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不让战火烧到湖南来”等反蒋爱国声援南京惨案等活动。校内,不断张贴新华社的电讯稿,还举行了反对迫害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所以,学生们的政治觉悟也就跟着空前高涨。

这,从1949年上半年离校时同学们的相互题词中,就可见一斑了。比如:

   黄力天同学194954日给我的题词是:

“克明友:黑暗马上就要过去了,光明坦途很快便要出现。我们要在这条新的路上冲上前去,朋友,准备吧!”

李青槐(即书法家李铎)同学的题词是:

  “克明同学存念,头可断而志不可移。”

 萧才华同学的题词是:

“今日的青年应认识今日的时代,现在时代变了,我们知识青年的教育不再与社会隔绝。我们要深入人群,向广大的人民去学,求得真实的本领,为人民服务。书与克明同学共勉。”等等。

从题词中也折射出解放前夕国内政治大气候对我们那代人的影响。所以,19499月四野军大到我们湘东中学招生时,我就怦然心动,准备报考四野军大。但考虑到自己年仅14岁,怕不让考。我就去问军大驻校招生的女同志,她上下打量去一下我的身材,因为我比同龄人稍高点,她说:可以报名。把我高兴得立即上街去照相,还买《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常识一百问》,积极为考试做准备。等周六我从照相馆取出照片去报名时,招生的女同志变卦了,可能报名的人太多,她说什么也不让我报名,说我年纪太小了,部队生活太苦,还要行军打仗,你受不了。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最后还是不行。

  那年中秋节,我回家向父母说起这事。父母听后坚决反对,说,不管怎么说,现在年纪小,要好好读书;再说,如今兵荒马乱不安全,你千万千万不能去上什么军大。但他们哪里知道,我去意已定。

紧接着二野军大五分校又来招生。参加军大五分校,首先面临的一个任务是进军大西南,一步一步地从湘潭走到贵阳郊区的惠水县。所以,入学考试并未进行笔试,只是由主考官挨个进行面试,考察报考人员吃苦耐劳精神。

考官一个一个问下来。越是临近我时,心中越有几分忐忑不安。毕竟有报考四野军大的教训,很快我就镇静下来。主考官看着名单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姚克明。”他问:“多大了?”我说:“十七了。”他会心地笑了笑,又说:“参加军大就要行军,要走两千里路到贵州贵阳,还可能要打仗,你怕不怕,能行吗?”我说:“行,不怕。我到醴陵上学,70多里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他说:“好吧,下一个。”就这样,报考二野军大的考试就通过了,我成了二野军大五分校六大队二十六中队的一名学员。     

                       学会走路

从醴陵乘闷罐车到湘潭后,学校政治部刘及武主任在姜畲给我们新学员讲了第一课。他除了代表学校领导对我们在进军西南途中追着参军表示欢迎外,着重提了三点要求:第一是学会走路;第二是学讲普通话;第三是要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首先,他讲述了走路在我军胜利史中的重要意义。他说,走路在我军从失败走向胜利或从胜利走向胜利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要学会走路;解放战争时期的运动战,从东北到华南,从华北到西南,还是要靠能走会走。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也是走出来的。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我军走到哪里,就胜利到哪里。所以,有所谓“双肩担道义,双脚出胜利”之说。

接着,他又结合漆长子(名字忘了)等因怕走路吃不得苦开小差的事,进一步讲清学会走路对我们的现实意义。

事情是这样的:参军当晚从醴陵乘火车,第二天早晨到湘潭,没有铁桥只得乘小木划子过湘江,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才吃上一顿夹生饭。接着,就三五成群向军大宿营地姜畲进发。半道公路旁的田里,东歪西斜地躺着三具尸体,一辆撞坏的汽车停靠在旁边,显然这是车祸所致。参军头一天就碰到这种事,给同学们冲击不小,心里都在嘀咕,扫兴。当天,湘东中学九人排球扣球手漆长子等三人受不了这个刺激,又听说贵州没有辣椒吃,穷得要命,还要翻越湘西的雪峰山。于是,入伍第一天就脚底抹油溜了。

刘主任讲课时,就以漆长子们开小差的事例,告诫我们不要怕苦,要学会走路。不然,就可能经不起考验,甚至脱离革命,葬送自己的前途,成为可耻的逃兵。

这些话语,给我们极大的震动。事实也证明,把学会走路摆在第一位,是从实际出发、完全正确的。否则,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支援大西南,建设新中国,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次进军西南,从1949126从湘潭姜畲出发,至1950123到达贵阳止,历时49天,行程2000多里。在我一生中,特别是在我的成长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使我迈过了参军后的第一道门槛,逐渐融入了军旅生涯。但进军西南的日子,却是饱含磨难和历练的。

开始,只不过是累点。因为,这同我走到醴陵上学是不一样的,那时什么也不拿,空着手走路。而在军大行军要背不少东西,其中有一根几斤重的米袋、五双鞋子、一把雨伞、一个水壶、一个挎包,还有换洗衣服。为了减轻负担,我同殷尚白打通铺合盖一条被子。他比我大两岁,被子由他背着。不久,为了自卫每人又发了两枚手榴弹。这些对成年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就有些不堪重负了。行起军来,觉得背包越来越重。有时,就想:我要有个四轮小拖车就好了,肩膀就不会痛了。有时,看到校部驮运后勤物资的马车,就想:能配辆马车给我们驮背包就好了,走路就轻松了。有时偶尔看到汽车经过,就只有羡慕的份了,坐车的事,想也不敢想。

然而,真正的考验是走了十来天,到湘黔公路的洞口之后的行程。山,越来越高,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烂,越来越泥泞。有时,还遭到湘西的惯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的袭击。不知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连续的行军积攒起来的疲劳,再加上冬雨的浸泡,我的左脚掌心里面,走起路来,一折一痛。厉害的时候,只能靠一条右脚前行了。好心的同学(注),有时帮我背米袋,有时帮我背背包,有时甚至让我空手走路。但仍然步履艰难寸步难行。有一天,我掉队掉到全校队伍的后面,全队同学到达宿营地洗脚水都烧开了,我才一瘸一拐地赶到。

虽然,每天第一件大事是烧水洗脚。烫完脚,分队长台义化还用头发穿在针眼里帮我穿破水泡放水,既治了水泡,又恢复了疲劳。但是,我的左脚的疼痛仍不见好转。这种不适撩起了想家的思绪。心想,要是不参加军大,不就省得受这份罪。记得在安江驻军的时候,房东太太看着我们这帮十四五岁孩子组成的队伍,以同情的口吻说:“你们这么小就出来当兵,是不是家里没了父母了?!”这话一下触动了我的思乡的那根神经,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这时,我真想要是我的父亲或易仲华同学,能追来把我叫回去就好了。然而,这也不过是一闪念而已。若真有这种事发生,也绝不肯离校的。这是因为漆长子已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了,随便溜了怎能对得起欢送我们的“江东”父老乡亲,怎能有脸再回中学去上学呢?

这时,中队邵锐政委送给我一本《红军长征故事》看,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力量。当时,我在195016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一情景:“今天和昨天行军中,我在看红军长征的故事。他们那种英勇的精神,真是了不起。在途中所有的障碍他们都克服了,今日我们行军疲劳一点算什么。所以,一股作气挺起胸膛走到了玉屏,也不感到十分疲劳。”读完这本故事后,我又深有感触的写道:“看了这书之后,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知道了红军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吃苦耐劳精神。那时过大渡河,渡金沙江、乌江,夺芦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是多么困难,多么危险。有时,五六天都没吃一顿饭,还要作战。遇到了河,又要架桥;山上没有路,还拿斧头、刀子、锄头去开路。过草地粮食吃尽了,拿羊皮衣煮着吃。有的人掉进泥潭里,别人连拉一把的力气都没有了,眼望着沉下去。过雪山,有的同志坐在地上休息,一躺下就爬不起来,他的一生就在这里止步了。红军的这种精神是伟大的,比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伟大、神圣。拿我们这一辈人与他们来比一下真是相差千里。我们要学习红军的优良传统,随便遇到什么事,有他们的精神做支柱都可以完成。”

行军途中,每每遇到困难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想红军长征的故事,比比自己的处境和行动,就能激起巨大的热情和能量。在湖南芷江休息了一个礼拜,脚痛有所缓解,精神上也得到滋润和解脱,我的面貌焕然一新。行军路上,我带头唱歌、碰球、做游戏,活跃部队。有次,校长申绍英从我们队走过,看见我的样子,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小鬼,加油!爬过这座山,今天就完成任务了。”我更觉高兴!有累,不觉累;有难,不觉难了。后来,我不仅不要别人互助了,而且还主动地帮厨,帮伙房抬油挑子。宿营后,还去出公差,领军粮,砍柴火,烧洗脚水,做晚饭。中队邵政委看到我的变化,非常高兴!不久,就发展我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达贵阳后,又被评为进军模范。不过,我父亲1975年去贵阳看望我妹妹姚玉容时,看着窗外崇山峻岭层峦叠嶂,不禁感慨万千泪如雨下,说:“崽呀,当年我儿是怎样走过来的啊!”

学会走路,看起来是个力气活,实质上是一种革命精神的培养,意志品质的锻炼,性格个性的养成。进军西南的锻炼,确实使我迈出了人生坚实的一步,使我受益终身。

(注) 这些好心同学有台化义、何继贤、殷尚白、刘炳成、黄声义、贺锦芳、陈国光、易维凯、陈致祥、龙志、赖和佑、晏衡等。

学讲普通话

刘主任给我们学员提出的第二点要求是:学讲普通话。

他说:你们湖南倒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出了不少领袖和人才。但有一点,方言太重,讲话让人听不懂。不仅每县的口音不同,而且每个县东南西北四乡也各异,交流非常困难。如今,我们的队伍扩大了,地盘遍及全中国,马上你们就要进军西南,所以要学讲北京口音的普通话。这样,就好沟通交流,将来下部队才好做宣传鼓动工作,才好给干部战士讲课,做政治工作才有本钱。

刘主任这番话,给我们以极大的触动。我们湖南人,无论方言俚语好听不好听,都嗜之如命,非得坚持讲家乡话不可。如果有人从外地回乡不讲本地话,而讲长沙话或普通话,就要遭讽刺,更有难听的,嗤之为“吃狗屎,打京腔”。所以,要让湖南人学讲普通话是件很难的事。刘主任的课,讲得语重心长入情入理。大家纷纷表示,要收起方言,学讲普通话。于是,学讲普通话很快蔚然成风,有了一个讲普通话的良好氛围。

那时,学讲普通话,条件远不如现在。为了学好普通话,我也经历了一个艰苦磨练的过程。

首先是不怕出丑。从不会到会,从不讲到讲,从讲得不准到讲得较准,就难免不出差错、不出洋相。比如,我把“吓人”,说成“黑人”,就曾受到一些同学善意的哄笑。但我红过脸后,就不耻下问,请教大家普通话该如何讲。这样,错误一个一个地纠正,就一步一步地接近普通话,难堪的事也就越来越少。

其次是善于模仿。因为当时没有教普通话的教员,更没有教材,所以只有照葫芦画瓢,以模仿为主。主要模仿北方人口音,采取口传身授、耳提面命的方式。我们在听课、听点名或是与他们交谈时,看着他们的口形,听着他们的发音,学着他们的音韵,踏着他们的音节,一句一句地对比,一句一句地模仿,一句一句地学讲,很有点牙牙学语的味道。但他们大多也不是纯正的普通话,怎么办呢?后来部队陆续地配发了收音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位好老师,一句一句重复播音员的发音,跟着收音机学。在团宣传股时,有专职抄记录新闻的。有时,我帮助他抄。每句话,新华社播一遍重复一遍,我一边抄一边念。这样,耳听手写口念纠正了我不少错误发音。

再次是掌握规律。由方言变成普通话,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我们湖南人,把事、师、山等字都发声母s音,而不发普通话的sh音;还有产、楚、锄声母发c音,而不发ch音;争、助、罩只发z音,不发zh音,等。模清了这一带规律性的发音错误,对照播音员的发音,这样改错,一改一大片,就越来越接近普通话了。

如此这般,在军大学讲普通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部队经过几年努力,普通话就基本过关了。这为我以后当宣传员、文化教员、理论教员和从事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方便,也为我的成长进步起到搭桥铺路的作用。但是,讲普通话就是讲普通话,它只是交流沟通、传播信息、教授知识的一种手段。尽管这很重要,但交流、传播、教授的内容更重要。由此,举一反三,我又加强了文化知识、理论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的学习,以弥补过早参军缺少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经过近10年的努力,我终于达到大学中文系大专水平,1959年考取了山东大学函授中文系的本科班,获得了一次不离职的“充电”机会,也获得了一张山大本科毕业文凭。

这些,不能不说都是得益于军大的启蒙教育!

学习马列

学习马列是刘主任向我们提出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和要求。

为了帮助同学们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校想了许多办法。特别是针对前半段主要时间用于行军的特点,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教学方法。

一是在行军途中大唱革命歌曲。如,《解放军进行曲》、《军政大学校歌》、《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打得好》、《向大西南进军》等等,有好几十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唱一支歌就等于上了一堂政治课。特别是《向大西南进军》,歌中唱道:“解放军,大呀吗大进军,千军万马向前进。咱们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要把蒋匪军消灭完呀呼嗨呼嗨!”还有一段是:“咱们进军大西南,建设新中国,要使西南人民得解放呀呼嗨呼嗨!”这就把我们千辛万苦进军大西南任务的伟大意义,全唱出来了。还有对党、对军队、对军大的性质,对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参加革命的自豪感和责任心,通过大唱革命歌曲,也就潜移默化渗透到血脉里,融化在意识中了。事实也表明,这是对知识青年进行政治教育,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喜闻乐见的好形式。

二是利用行军休整时间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如,西南地区成都战役打下来之后,为防止松懈情绪,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毛主席到莫斯科去访问,进行了增强中苏友谊巩固我国革命胜利果实的教育;行进到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快到贵阳的时候,进行了入城教育,等。这些多由中队或大队政委讲课,或是行军途中大休息时,或是到达宿营地后,背包一放就开讲,多则个把小时,少则半个小时,就讲授完毕。这样,虽然当时传媒不发达,消息闭塞,但通过政委们及时地讲解,我们对全国,以至对全球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还是有概略地了解,革命热情不断高涨,吃苦耐劳精神有了依托。

三是通过点名、生活检讨会进行经常性思想教育。这项活动在整个行军过程中都坚持得比较好,每天中队要点名训话,分队要开生活检讨会,对当天的好人好事要表扬,对不良倾向要批评,对注意事项要交待,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的思想转变。

19501月底,我们胜利地到达贵阳,休息几天后就进驻军大五分校的驻地惠水。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三个多月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初步教育。这种教育是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没有图书馆、没有专职教员。上课都在露天广场进行,各队学员或坐在背包上,或席地而坐,只发几张白纸自己订成小本本记笔记。讲课人大队朱沙一政委只能扯起嗓子喊。听完课,就回来以分队为单位展开讨论。

根据总校的安排,主要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从劳动创造世界开始,逐一讲解了五种社会形态的形成、发展、灭亡及其演进的过程和规律,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为我的革命人生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这种教育,虽不正规,但却是生动活泼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这从我228的《日记》中就可见一斑。

“今天,我们正式开课了,讲社会发展史,是我们六大队朱政委讲课。我听了有一种感想:劳动是伟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也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假如没有劳动的话,就没有现在我们这样的人,更没有其他的一切。什么道理呢?我们人是猿进化来的。怎么进化法呢?就是劳动慢慢地锻炼了四肢,手脚可以分工了。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再加冰河时期的到来,人猿不能在树上吃果实生活了,只得走下来到别处找别的生物为食料。比如,走到平原上找小生物吃,可是其他野兽又会拿人猿作食物。于是,他看到野兽来了,就拿着石头爬到树上。当野兽在树下经过时,就把石头抛下把它砸死当食物。这时,有的石头就可能打破了,里面有扁扁的。咦,就拿出来割一下肉,很好用。或许割肉的时候,又掉下一棵树枝,用石刀削一削,尖尖的,很快。用这个东西杀野兽比石头好得多。于是,他的思想起了变化,慢慢地知道使用工具了。渐渐地他的思想发展起来了,他们七八个人一起生活,每日拿着工具去打野兽,并改良工具。后来,再大的野兽也能打了,五个人打猎七个人吃。多余的食物,由一个人保管着。于是,他就有权有势了。由此就有了部落,有酋长。这样,慢慢地形成原始社会。从这里看来,劳动真正是光荣的伟大的。没有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

对这些过去课堂上从未听过的道理,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如沐春风,如饮甘泉。课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且结合自己的思想对照检查。通过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们对人类社会起源,五种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国家与政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剥夺的秘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等,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有了一个常识性地了解,为后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播下了一些种子,开了个好头。

在这里,我还想忆述一下在军大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景:

那是在五月末的一天,听五兵团宣传部副部长、我们学校政委吴文给我们讲哲学。据说,他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三八年去延安抗大的。他用纯正的普通话讲了一上午,不仅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而且还讲了辩证法。小小年纪的我们,头一次听着玄妙的哲学,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但听他深入浅出地讲解着哲学的一般原理,大家兴致极高。特别是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讲得更是妙不可言,尤其是以水的三态、麦子麦竿麦子作比喻,说明量变到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更使我们恍然大悟、好记又好懂。

当他讲到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发展变化之中时,把我叫了起来。问我:你说这门是怎么变化的?我说:受风吹雨打太阳晒,慢慢地它就腐烂了,终于有一天不能用了。他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笑了笑,又问:你说,我这杯子是怎样变化的呢?这么坚硬的瓷杯怎么变化的呢。我语塞了,答不上来。他让我坐下,从原子层面以百万年为计量单位进行了讲解,使我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看来哲学说神秘也并不神秘,也是可以学得到的。既为我破除了迷信,又壮了胆子,吊起了我学哲学、学理论的兴趣,也增强了我学习的信心。当时,我甚至想,我若能当他的通信员或公务员,能跟他学马列该多好。

可以说,吴文政委这堂课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的一生的航程。

 

军大,的确是我成长的摇篮。在校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对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决定性的。后来,我虽然只驻过一个短期培训班,可再也没有离职进校学习的机会。但有了军大这个基础,通过工作实践,边干边学,不仅自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而且还学了党史、近代史、中国通史、法学、教育学、心理学和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以后,我不仅成为军队高等院校军队政治工作的大校副教授,海军军事学术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参加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教程》、《中国海军百科全书》、《政治工作大词典》等,还主编了《海军基层政治工作通论》,而且还担任了海军《政工学刊》和海军政治学院政治理论刊物的主编;撰写了《论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论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辩证法》、《论雷锋的成长道路》、《论现代海战中政治工作的威力》、《高科技海上局部战争呼唤高效能的政治工作》等一批论文,在全国全军和海军受到不同等级的奖励,还曾立三等功3次、荣获先进工作者3次、嘉奖若干次。这一切,都应首先归功于二野军大对我的培养、教育和锤炼。

军大,我成长的摇篮。

军大,我永生难忘!

 

附:老同学易仲华阅读此文后,赋诗曰:

羡君笔底走风雷,

军大情结滚滚来。

半年磨就终生志,

频频探得骊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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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5条) 发表评论

  • 任铁流
    任铁流 : 有5分校军大的战友吗?我的QQ号953187312

    2011-06-23 18:17

  • 任铁流
    任铁流 : 有5分校军大的战友吗?我的QQ号953187312

    2011-06-23 18:17

  • Lao Chen (阿牛)
    Lao Chen (阿牛) : 《致恩师》: 执掌教鞭数十年, 笑看桃李开满园. 一日为师终身父, 遥祝恩师寿绵绵. ----谨此今年教师节之际,诚祝你和全国所有老师:节日愉快,合家幸福!

    2010-09-10 08:11

  • xiangxin
    xiangxin : 军大,一个革命精神的培养,意志品质的锻炼,性格个性的养成的大熔炉。祝姚老师“五一”节快乐!

    2009-04-29 13:27

  • 琪琪 (游客) : 真不错,我看好你哟!也到我家坐坐吧。老多宝贝呢! 2009-04-28 15:20

    2009-04-28 19:36

  • 刘永润
    刘永润 : 很高兴通知您,您的这篇文章被选为日报生活版推荐头条文章,提供大家学习和欣赏,并希望继续努力,多写,多发表,多投稿自己原创的好文章。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

    2009-04-28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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